採訪陳緼儂時，完全打破對大學教授的刻板印象。31歲的她個子嬌小，卻有一雙水潤靈動的大眼，輕快開朗的語調與活潑的裝束，沒有太多「教授的權威」，倒更像是個親切的大學姊。

3年前回到台灣大學任教時，陳縕儂曾掀起一股話題。因為拿到台大資訊工程學系的學士及碩士學位後，她赴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深造。一取得電腦科學院的語言科技所博士學位，她就進入微軟研究院深度學習科技中心做博士後研究，當時年薪已有15～16萬美元（約新台幣460～490萬元）。如果繼續留下來轉任全職研究員，那麼年薪超過台幣千萬不是問題。

然而，陳縕儂卻放棄了這誘人的待遇和前程，選擇回到母校任教。最後，只在微軟待了7個月。

根據台灣的教育體制，助理教授月薪只有7萬多元。這不成比例，甚至在島上引發「教授出走潮」的薪資設計，卻阻擋不了陳縕儂返台教AI（人工智慧）這當紅顯學的決心。

不從眾、有“guts”（膽識），陳縕儂用她的抉擇鮮明地詮釋這2個形容詞，而這也映襯在她的教學態度上。一堂3小時的課，她可以花10倍時間準備；同樣的，她真心想培養的，也不是只會悶著頭讀書答題的「乖乖牌」，而是能自己找答案、自己提解決方案，甚至和老師相互思辨、激盪的新血。

即便是工程師，也要懂得表達，讓其他人理解技術的價值。比起「宅」在自己的程式世界中，陳縕儂更強調對需求或市場的理解：「這項技術哪裡比別人好、哪裡最有賣點、為什麼值得我買。講清楚這些“Why”，才是別人決定支持或掏錢與否的關鍵。」

就在暑假快結束前的週五午後，陳縕儂和我們聊起一千多個日子以來對研究生的各種觀察。除了課堂上的指導，她也經常是學生分享心事的諮商對象。看得出來，這條教學之路，她走得很愉快，也很享受。

我回台大教書差不多已經3年，你若問我：「在教育現場待過後，發現什麼能力是台灣研究生最缺乏的？」就我的觀察，我認為，台灣學生最缺乏的是「積極主動」與「自信」的態度。

這3年裡，我在台大資工所遇到的學生，可以粗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台大本科系直升的學生，第二類是他校本科系考進來的學生，第三類則是非本科系跨考過來的學生。

相較之下，第一類學生整體平均能力最好，人數也最多，而第三類學生則是平均能力落差較大，人數也是最少的一群。但從學習的積極程度來看，第一類學生反而是三類學生中最差的，或許是在舒適圈裡待久了，自然而然就安逸下來了；相反地，第三類的學生往往在選擇報考跨領域研究所時，便抱著強烈決心。因此，在態度上比較積極、主動。

但不論是哪一類的學生，我都還是強烈鼓勵大家，不要害怕展現想法與自信，大家都是能力很強的學生，大膽去闖、主動出擊就對了。

開始教書後，我發現台灣學生做技術的能力，其實是很不錯的，一點也不輸國外學生。但是光「會做」還不夠，要「會賣」才是重點。

國外學生從小就被要求練習「如何表達一件事」，並且要把這件事情講到讓大家都認同它的重要性。然而台灣的學生，特別是工程領域的，很容易掉入一個迷思是：「我埋頭拚命做技術就對了，把技術拼出來，一切就完成了。」幾乎不太去管後續要怎麼包裝、行銷自己的產品。

這樣其實很可惜。產品、技術做的再厲害，沒有人懂它的價值何在，自然不會有人買單。

很多學生在發表研究時，習慣花大量的心力介紹，各項技術用了什麼原理、公式，這種非常細節的內容。但別人想聽的通常卻是：從整體來看，這項技術哪裡比別人好、哪裡最有賣點、為什麼值得我買。這些“Why”，才是別人決定支持或掏錢與否的關鍵。

過去我在美國念博士的時候，曾上過一門關於「表達力」的課。在課堂上，老師讓我們看大量的TED Talks 影片，請大家解構影片中的講者，如何說出動人的故事，並有效傳遞他所信仰的價值。

後來我發現，這些TED Talks影片都有著相似的內容架構。通常講者會以一個小故事開場，吸引大家的注意，並偷偷把他珍視的價值藏在裡面，讓觀眾慢慢去感受這些價值的重要性。

接著，他會開始介紹，他為了這些價值做了什麼產品、服務，而他是如何做到的。最後，他會再回到開場的小故事，證明他的產品或服務，如何在故事場景裡產生改變。

我認為，在這套架構裡，頭尾「說故事」的部分最重要，也是台灣學生最不足的。因此，我建議學生不論在產品、技術或論文發表上，都應該好好磨練一下所謂的「表達力」和「故事力」。試著練習從研發本位的角度抽離出來，模擬用別人的眼光，來看自己的產品，想想別人看到你的產品時，到底會好奇什麼，想知道什麼？

許多人都說念研究所最大的難關是，如何與指導教授相處？從我自己的經驗出發，我覺得最重要的心法在於──勇敢地跟教授交流、溝通。

根據我在美國和台灣兩地的求學經驗，我發現，美國師生之間，雖然還是存在上對下的關係，但基本上，師生之間多像朋友一般，能夠很自然、流暢的溝通。不過，在台灣，學生似乎普遍都很怕老師，彼此比較有距離。

這樣的相處模式不是不好，只是容易出現學生心裡有想法，但卻不太敢說的情況。最後甚至變成，老師說什麼，學生就照單全收，也不管這是不是自己真的想做的題目。

另外，在找指導教授之前，研究生也該先想想自己的個性適合找什麼樣指導風格的老師。如果沒有考量好，那麼你的研究生涯可能會很難熬。

我在美國讀博士時，曾歷經兩位風格完全不同的指導教授。第一位教授是屬於「規範型」，他會要求我在Meeting 前先寫好議程，並在事後寄一份筆記供他留存，同時也習慣提供明確的目標，讓我做參考。但對於從小就不喜歡被管的我來說，這位老師的風格讓我不太適應。

第二位老師則屬於「野放型」，意外地和我合拍。常常我寄信給他，他都不太回信，但在我真正需要幫助時，他不會隨意幫我下指導棋，而是適時地給我提點，陪著我探索。

這兩種風格，客觀來說，沒有好壞之別，端看跟你的個性契不契合。我認為，第一種老師比較適合習慣被動或未來想進產業界工作的學生，因為老師能給予明確的目標指示，有效幫助學生達成每個階段性任務；而第二種老師就比較適合主動、喜歡自己做決定，或想走學術領域的學生，因為他會給學生很大的自由空間，放手讓學生去探索。

如果要送給想念研究所的同學一句話，我會說，「先問問自己未來想成為什麼樣子的人吧！」

我常問學生：「你未來的規畫是什麼，想當老師嗎？還是想當工程師？想在國內工作還是在國外工作？」這些事情都是需要反覆自問的，直到畫出專屬於你的生涯藍圖。

切記不要因為從眾，或是帶著錯誤的迷思，而走上一條自己不想要的路。像是很多人會說：「我想要在國外工作，因為薪水很高。」這就是一個典型的迷思。在國外工作，確實可以得到較高的報酬，但國外的物價相對也是高的。所以，如果薪水是你赴外工作的唯一理由，那我就不覺得，在國外工作一定比在國內就業來的有優勢、有機會成長。

常常有人說我很難得，放棄在美國微軟的高薪工作，選擇回台灣教書。但我其實只是選擇一條可以朝自己理想模樣前進的路而已。

雖然教書的薪水比在美國微軟工作少很多，但教書讓我有很高的自由度，可以自己管自己，非常符合我「不想被老闆管」的個性。以前在美國微軟工作，我可能因為商業保密原則，只能做自家公司的研究開發。不過，回到學術圈後，我有機會同時進行不同的研究計畫，讓我擁有很高的研究自由度，而這確實也是我想追求的。

所以，試著去練習刻劃你未來想成為的模樣，再把那個模樣往回推，想想現在的你可以怎麼做選擇，例如：該加入什麼實驗室、該找誰當指導老師等等。

因為，現在踩下的每一步，都會慢慢累積、拼湊成未來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