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竣傑 / 2018-07 / 攝影：陳應欽 / Web Only
實際動手才知艱苦，「 淨利比在超商打工的時薪還低」
回家最大的阻力，第一道就是父母。除了「到都市工作才有前途」的期待，談起另一個潛藏的理由，蘇建鈞不禁哈哈大笑：「我爸擔心我找不到老婆啦！」 他說，台灣農業長期呈現「老、苦、窮」形象，女朋友得知他將回家務農，立即選擇分手。回到台南的前3年，他都在田間學習耕種、收割等基礎工作，談不上賺錢，也沒空經營社交生活，等於事業與感情都不順利，人生根本是「黑白」的。
蘇建鈞笑稱，從來沒想過自己得去相親的他，最後還是去參加了幾場相親會。對面的女孩一聽到他的職業是「農夫」，往往頓時變臉，有些人還會追問：「交往或婚後，需要跟你一起下田嗎？」雖然對2015年步入結婚禮堂的蘇建鈞來說，這些經歷都已成為「往事」，他仍不禁自嘲：「大環境的影響，遠遠比個人魅力強。」
即使願意放下過往人脈、生活習慣，但從「適應環境」到「創造改變」這段路，還是比想像中更長。蘇建鈞抱著「不想與其他農友一樣」的想法參與合作社經營，然而為了堅持己見，難免不自覺地指責同事、與長輩意見分歧。對農藥及肥料用量，因牽涉到中間的利益分配，也一直談不攏。各種「人」與「錢」糾結的難題，讓蘇建鈞非常苦惱。
蘇建鈞更在實際參與後，才分清農家經營中「營收」與「淨利」的差異。光看表面營收，或許還足以維持一家溫飽；但扣除各種人工、成本、費用後，每分地的淨利約僅30～40元，比在便利商店打工的時薪還低。
「我如果早知道，就不會回來了，」他說，但既然已經回來，惡劣現狀就更激起他扭轉局面的念頭。
於是，蘇建鈞開始大膽嘗試，將科技與管理流程帶入原本只從事生產的合作社，跨足製作、儲存與銷售領域，提高服務的附加價值。
首先，本來認不清田地邊界，常耕錯田、犁錯田的蘇建鈞，在智慧型手機問世之初，就先應用GPS定位、識別農田、計算最短距離，提升農機的使用效率與降低油耗。 蘇建鈞進一步將數位化科技帶入合作社。他打開手機，點開他與凌誠科技公司共同開發的農務管理App：農務e把抓。
2013年因為「想偷懶」，蘇建鈞花了一年研究，將土地資料、栽種作物等內容傳入App，透過軟體提升效率與管理，但當時沒有圖層資料，初版本只能看到一筆筆文字與表格，不易使用。經過蘇建鈞向農委會遊說，政府終於投注資源協力開發，並整合全國農業地籍圖供應系統。現在農民只需輸入資料，就會在App上看到自己擁有的全部耕地，之後在地圖上標示各耕地想種植的作物。當採收完成，要進行後續整地作業時，也可利用App的GPS定位功能標示，全部以視覺化元素管理。
蘇建鈞說，以往得花1星期繪製地籍圖，現在每半年更新一次資料，每次只需15分鐘；新進同仁只需比對地圖及路徑，就可找到田地，大幅提升人員產銷履歷管理效率。
另一端，他也把2013年在台灣大學科技農企業經營管理菁英班習得的農企業組織概念帶入營運。「有的同學公司將上櫃、有的同學一次得管理200多人、更有人當銀行監察人，」蘇建鈞回想，課堂上所見所聞，顛覆他對農業的想像。所謂「務農」，並非只能辛勤下田、看天吃飯而已，也可以企業化經營、擴大規模。
2016年，蘇建鈞就與台中市同樣由青壯年小農組成的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共同推出「分級分價收購」制度。他摸著現場約1公噸、尚未挑選的黑豆說，農民契作的大豆，只要夠成熟、水分夠乾，即可提高收購價。過去只有單一收購價，一旦農民搶收，就會出現品質不一的問題。但有了分級分價收購後，農民收入增加，合作社售出的大豆品質穩定，從農民到加工廠都受惠。
做出成績後，自然吸引更多農民加入。2009年他剛回台南時，合作社擁有的自耕土地僅10公頃，至今已擴大為14倍、約140公頃；初期的年營業額僅約600萬元，至今可達4,000～5,000萬元，契作面積、產值、產能和農民收入都大幅提升。
一般食品廠習慣與盤商對接，個別生產者若規模太小，就很難有議價籌碼。因此，成為農企業的關鍵是擴大供應鏈及量產。目前合作社先從簡單加工做起，投入機台讓農產品轉為食品級原物料，並逐步拓展生產、採收、加工、倉儲等供應鏈，未來則希望打造出B2C（企業對消費者）平台。
「 剛回家時，從來沒想過能做到這個規模，也算苦盡甘來，」蘇建鈞露出燦爛笑容說。
眼前的他，已不是當年只想著出走、擺脫苦窮宿命的男孩，而是用管理學讓農業更有價值的青農經理人。
蘇建鈞檔案
現職：台南善化雜糧生產合作社業務部經理
合作社年營業額：約4000～5000萬元（依當年氣候與採收狀況而定）
農產品：大豆、紅豆、稻米、青割玉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