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劉安婷回台灣創立「為台灣而教」，面對錯綜複雜的教育議題，劉安婷認為，過程就像播種一樣，必須很有耐心地持續灌溉，不可能今天努力完，明天世界就改變。 成立組織至今6年，劉安婷與TFT的信念依舊，但在這份使命感裡，劉安婷認為，不能只憑藉個人熱情、無私奉獻，唯有清楚自己的角色、看見自己的收穫，這場溫柔的運動，才能走得更長久。
削瘦的肩膀，因為前幾年演講頻率太高而有些沙啞的聲音，劉安婷想問題的時候，會歪著頭、瞇起眼睛，好像看著很遠的地方，想著下一個計畫。
台中女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後，她決定在2013 年回台創立「為台灣而教」，透過為期兩年的計畫，號召青年投身偏鄉教育。2016年，劉安婷更被《富比士》（Forbes）雜誌選為亞洲區30位30歲以下青年創業者名單之一。
作為「為台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簡稱TFT）教育基金會的創辦人，談起成立動機，劉安婷說，自己起初也想去偏鄉當老師，但她回顧歷史，發現從來沒有一個「偉大的個人」可以憑藉一己之力真正改變什麼，成立TFT，是希望組織能成為每個老師背後的堅強團隊，更有系統性地讓更多夥伴加入。
如今，創立6年，TFT開始遍地開花，不僅送出超過120位青年老師、協助超過3,000位學童，團隊也在2019年4月突破30人規模。
用信念做指南針，一次次校準每個決定
劉安婷坦言，TFT成立近六年，她幾乎沒想過「倡議」兩字，她心心念念的反倒是印度聖雄甘地（Gandhi）所說的“My life is my message.”（我的生命就是我的訊息）。
可以說，劉安婷最在意的是：我所傳達的信念，是否跟我所做的一致。
劉安婷直言，與其講高尚的道理，更關鍵的是不停自問：「每一天有沒有把信念實踐在大大小小的決定裡，不斷校準，」這也呼應到教育現場中，老師是否同樣以身作則。
不過，就算不斷檢視自己，如果相同講題必須說上100次，「莫忘初衷」並不容易。
成立TFT的前幾年，劉安婷常常需要四處趕場演講，最高紀錄一天5場，而且分別在不同縣市。當時，她面對每次差不多的主題，不免有些抱怨，甚至感覺像個演員：「講第一場時可能很感動，但講到第100場時，我難道要演出來嗎？」劉安婷苦笑道。
意識到這點時，劉安婷反覆思考，慢慢體悟出，這跟老師教學一樣，教材可能已經講過千百遍，但孩子都是第一次聽到。講到這，劉安婷語氣慢了下來，一字一句地說：「我問我自己，能不能把眼前的大人，也看成是教育理念實踐的對象呢？」
她開始練習，在每次分享前，先找地方安靜5～10 分鐘，提醒自己、重新回想第一次經歷這些故事的感受，畢竟，「能感動自己時，才能感動聽眾，」她語氣堅定地說。
對劉安婷而言，倡議是跟社會互相教育與學習的過程。她認為，傳達理念最重要的是有夠真誠的故事，技巧好壞與否，只是其次。
劉安婷提到，有一次，她受邀到新竹物流跟資深的司機大哥們演講，要使用很多台語分享，與她多數演講有很大的不同。如何找到彼此連結性、避免陳義過高？劉安婷開場先問司機們的故事，像是他們人生中有沒有印象深刻的老師？或是怎麼看待教育？
她注意到，每個父母都盼望孩子碰到賞識他的老師，對工作辛苦的家長來說，教育更是個能讓孩子未來過得比自己好的樞紐。「在這過程中，我發現我們是有很多共同語言的，」如同教學一樣，在講述理念時，如何引發對方興趣、有動機想了解更多，劉安婷認為，這既是當老師的學習，也是實踐理念時必須放在心上的課題。
談使命感，也要務實接地氣
時時掛心錯綜複雜的教育議題，改變又無法一步到位，問劉安婷，難道不曾感到身心俱疲過？
她笑說，其他工作或許會消耗個人的生活，但在TFT，她與其他夥伴反倒要學習，如何劃出一條健康的界線。劉安婷坦言，教育議題複雜，沒辦法今天努力、明天問題就解決，這過程像播種一樣，必須很有耐心地灌溉與等候，才有機會看到發芽。所以，「既然今天灌溉夠多了，就要告訴自己可以安心去睡了，」她說。
初期，很多人認為去TFT當偏鄉老師是「神聖」的一件事，但劉安婷反倒認為，個人只要準備好就可以來申請，「不是要像德蕾莎修女一樣才能來。」這過程的確需要付出，但如果過度強調使命感跟奉獻，一不小心也可能導致個人的自我膨脹。
談到其中的拿捏，劉安婷用慎重語氣說：
「一味談使命感，不務實談年輕人職涯發展，那兩年計畫就是飄在空中、不接地氣的選項。」
因此，近年來TFT更積極對外溝通的是，這是個非營利組織的工作，跟一般職場一樣，都該具備熱忱態度與專業能力，若只是把工作視為「社團」、「做志工」甚至「備案」，這樣的心態對於自身與服務對象都不理想。剛結束的第6屆召募計畫就以“GOOD JOB！”為號召，希望申請者從不一樣的面向，認識這個能同時改變他人與自己的工作。
劉安婷認為，在TFT工作，必須「看見自己」，才能走得更長遠。這「看見自己」指的不只是「看見自身在偏鄉教育中的角色」，也包括了解自己雖付出兩年時光，但也是收穫最多的人。同時，在為信念衝刺滿檔之際，也要懂得適度休息。
劉安婷回憶，2018年初，她曾碰到重要夥伴臨時請半年長假，當時，她幾乎一人當兩人用。某天她躺在辦公室門口的雙人沙發上休息，「我意外的是，後來有夥伴跟我說，謝謝我願意『公開補眠』。」原來，同事認為，劉安婷的做法也是象徵性告訴所有夥伴，當身體有狀況時，負責的做法不是壓抑它，而是回應內在需要，才能用更好的狀態往前走。
奠基在自我認識，才知道哪些聲音該聽
至於如何鼓勵女性表達自己的理念？劉安婷表示，每個人絕對都有值得分享的經驗，
「不需要是完美的、過度包裝的故事，也可以很有價值，」她說。
不過，劉安婷認為，這份自信奠基在對自我的認識上。她觀察到，職場上很多女性的困惑，來自於不清楚自己想要什麼，這時就很容易受到外在聲音的影響。
哪些是雜音、哪些又是該真心收藏的建議？分辨這兩者並不容易。劉安婷說，到現在她還會開玩笑自嘲有「好學生病」，由於過去求學時她很會考滿分，不知不覺也習慣把人生中每個挑戰當作一張考卷，努力拿高分。
在推動TFT的過程中，外界若有不同聲音，起初，劉安婷很難接受：「好像我拿了張不及格考卷一樣。」而隨著與愈來愈多人交流，她逐漸理解，正因為碰觸到對方在意的事，才會有不同的聲音。「我開始告訴自己，目的不是要拿一百分，而是持續地做、持續地傾聽，」她說。
劉安婷的聲音很柔和，像媽媽睡前講故事的音調，很難想像眼前這個還沒30歲、去年剛結婚的女孩，真的憑藉一股傻勁，讓台灣社會看見消弭城鄉差異的另一種可能。
問劉安婷是不是像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樣，因為堅強起來，才沒有丟失溫柔。她歪了歪頭呵呵地笑說，是因為慢慢知道，世上沒有完全邪惡的人。
責怪他人雖然比較容易，卻無法帶來任何改變，領悟到這一點，就會變得溫柔一點。
這份溫柔同樣反應在劉安婷對於“movement”這個字的喜愛。她認為社會運動不一定非得「上街頭」，「透過我們這些平凡的個人，每天在教育現場實踐溫柔的、寧靜的事務，也可能帶來改變。」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