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 | Cheers雜誌176期 | 2015-05 | 圖片來源：unsplash.com/lukechesser

如果工作成就是一門科目，現在，你會對它打幾分？ 同樣的問題，但把科目名稱換成「生活」，你又會為它打幾分？

對倦怠社會的反撲

性人格疾患……這些名詞在生活中愈來愈常見時，柏林藝術大學文化學系教授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2010年出版《倦怠社會》一書，探討這個時代因過度強調功績，而導致的普遍倦怠現象。這本哲學著作上市兩週即銷售一空，更成為有11國語言版本的暢銷書，顯然引發了超越國界的共鳴：大家，真的累了。

韓炳哲在書中分析，功績社會中的人們以過度積極的工作和生產，來回應缺乏存在感的生命。結果，勞動的目的不再只是為了生活的必要性，整個社會就像吃了興奮劑，每人都不斷地追求成功和卓越，卻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持續發動自己對自己的戰爭。

韓炳哲認為，如果說，過去強調「不能做什麼」的規訓社會，製造出瘋子和罪犯，那麼太過強調「可能、可以做什麼」的功績社會，就生產出了憂鬱症患者和失敗者。

這樣的描述，對於想知道「為什麼每天都過得這麼累」的現代人來說，是不是精闢到一針見血？

韓炳哲提出「倦怠社會」的概念，正是就這種社會典範轉移，展開探討和反省。而事實上，關於重新找回工作與人生的主導權，也已經是愈來愈多工作者追求的選擇。

去年中，倫敦商學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發布一項研究報告，調查曾參與該校「新興領袖學程」

（Emerging Leaders Executive Education Programme）的Y世代菁英學員。結果發現：對他們來說，能否擁有理想的工作與生活品質，已躍升為職涯上最看重的事，第二是企業文化，第三才是升遷前景。年底，倫敦商學院將對象換成資深經理人，問到未來3～5年的目標時，也有4成高階主管回應是「工作／生活平衡」。

不只是西方世界，就算向來以殺戮戰場著稱、一切「向錢看」的中國職場，一樣出現渴望改變的聲音。跨國人才管理顧問公司Hudson今年4月的報告指出，在1,262位中國白領受訪者中，儘管薪資福利仍是評斷工作的關鍵條件，但61％已把「生活與工作平衡」視為換跑道時的首要考量。

毋庸置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在未來及未來的世代上只會愈發鮮明。不過，所謂對工作與人生的掌握，指的難道只是調整時間的「量化分配」嗎？減少工作，是否必然意味對生活品質的滿意度提高？

那可未必盡然。

懂得生活，是一種態度和閒情

所謂「生活」或「休閒」，可以是一場旅行或一段假期，但也應該能存在於日常的各個瞬間。如同德國哲學大師皮柏（Josef Pieper）在他的經典名著《閒暇：文化的基礎》中所說，閒暇是一種心靈的態度，不需要靠外部因素作用，也不必由空間大小、時間長短決定。真正的享受閒暇，是一個人和自我間保持著平和、寧靜、愉悅的狀態，絕非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甚至懶惰的外包裝，當然，也不是混亂地用娛樂和消費填塞。

透過浸淫在閒暇中，得以培養觀照世界的創造力和洞察力。美國心理學家契克森米哈賴（Mihaly Csikszentmihalyi）從心理學角度延展出「心流」（Flow）理論：透過從事具有適當挑戰性的「主動式休閒」，例如某項興趣、愛好，讓人沉浸其中，心無旁鶩，渾然忘我，甚至忘記時間流逝的「心流體驗」，才能體會生命的最佳層次，帶來精神上深層的充實滿足。

若是少了這些探索和延展，即便有再多空閒時間，要不流於單純拿來恢復體力與腦力，以便再度展開工作的手段，要不就是盲目投入各種刺激來放縱自己，導致生活的本質也變得和工作一樣匆促而緊張；而更糟糕的情境，自然是陷入空虛與匱乏中，抽離了工作，反而像個洩了氣的氣球，不知道該做什麼好。

追求目標與及時行樂可並行不悖

快樂學大師、以教授「正向心理學」與「領導心理學」聞名的哈佛大學教授班夏哈（Tal Ben-Shahar），曾將生活類型與快樂間的關係分成4種模式，並分別以4種漢堡來譬喻（見下圖）。他對快樂的定義是「從生活中體會樂趣和意義的感受」，某個角度上，等於回應了以上的各種觀點。

第一種漢堡是「垃圾漢堡」，吃下去當下很爽，但不利身體。這是典型「享樂主義型」的生活，以為滿分的人生能簡化成一連串享樂經驗，但求眼前開心，碰到困難就轉身逃避。

第二種漢堡，是滋味不佳，卻以健康食材做成的「素食漢堡」，象徵「拼命三郎型」的最愛。拼命三郎忽視現狀，習慣以前途為重，但問題是他們無法真心喜歡手上正在做的事，總是把「達成目標」的「解脫」誤以為是快樂。

第三種「低級漢堡」最糟糕，既不美味又不健康。對應的是「虛無主義型」的狀態，對生活不抱想像，既抓不住今天，也不期待以後，寧可把最多力氣拿來抱怨。

第四種漢堡則是「理想漢堡」，吃的時候怡然自在，沒有罪惡感，因為對現在和未來都有好處。

讀到這裡，大概所有人都要問：「理想漢堡」真的存在嗎？班夏哈的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他不諱言，自己也曾心生疑慮，畢竟長期受「不勞則無獲」的信念督促，才打下成就基礎，一旦轉向重視快樂，會不會軟化奮鬥意志，從此失去衝勁？但班夏哈的發現是：實際結果剛好相反。「追求目標」和「及時行樂」間未必是互斥的，儘管有時確實需要取捨和管理，但多數狀況下可以兩者兼顧。當專心完成滿足自我、符合最大志趣和期望的工作時，能同時創造效率和快樂；當從事兼具意義和樂趣的活動，又能一併累積現在和以後的效益，是「活用」而非「消磨」時間。

班夏哈從個人角度出發得出的結論，放在此刻正一波波席捲全球、徹底改寫工作板塊的新經濟洪流下，不但毫無扞格，更顯得別具洞察力和價值。當數位科技和機器人的發展一日千里，不斷取代傳統行業和人工勞動時，「人」的位子在哪裡？可預見的是，就算不惜把所有時間都拿來工作，也不見得能保住飯碗，畢竟，電腦輕易能比人類做得更快更好。

新競爭力來自生活的養分：

被英國《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評選為「10年來最有影響力經濟學家」的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系主任柯文（Tyler Cowen），在新作《再見，平庸世代：你在未來經濟裡的位子》中這樣描述：誰才是未來出線的人才？有兩種條件將並存，一是能夠「像電腦」般思考，善於運用科技，融合技術解決問題的人；但另一種就是具備「不像電腦」、「電腦無法做到」的能耐，能更直觀、感性、具備敏銳觀察力，自發性地創新，做各種跨界連結的人。

換句話說，從前「為了工作，捨棄生活？」或走到另一個極端後出現「為了生活，拋開工作？」這兩個命題，都已經不是新時代的貼切選項了。最適切的時代說法應該是：唯有來自生活供應的養分，才能為工作帶來不同，才能讓個人在巨變中立於不敗之地。

美國趨勢研究機構坦納公司（O.C. Tanner Company）執行副總裁史特（David Sturt）在訪談超過200位傑出工作者、調查300位執行長後，把發現寫成《是你讓工作不一樣：創造影響力的5個改變配方》一書。他在書中講了一個故事，鮮活地詮釋了一切。

連接日本大阪與博多間的子彈列車，一度曾是全世界最快的火車，時速高達300公里。但整條路線有一半在隧道中，列車高速衝進狹窄隧道時，會造成潮汐般的空氣壓力波，出現四分之一英里外都能聽到的噪音。如果拓寬隧道，成本太高，對工程師中津英治和他的團隊來說，是不可能的方案。

中津英治發現，列車一衝進隧道，空氣阻力會瞬間改變。這使他腦中浮現一個重要問題：「我們能否找到每天都要處理空氣阻力改變的生物？」

他會這麼問，因為中津英治本身也是活躍的日本野鳥協會成員。他看過顏色鮮豔的翠鳥從空中俯衝進水裡捉魚時，幾乎不會激起任何水花。於是，設計團隊開始以不同的車頭形狀模擬測試，最後的解決方案看來愈來愈像翠鳥的鳥喙。現在，新幹線500系電聯車細長的49英尺車頭，不但減少3成空氣壓力、降低1.5成的使用電力，還讓速度增加1成，完全沒有隧道噪音。

作為居功厥偉的一員，中津英治說，他最喜歡的一本書，是山名正夫和中口博合著的《飛行機設計論》，但當中啟發他最深的一句話，跟電子、電機或飛行理論全都無關：「一棵樹、一片玻璃、一隻鳥或一條魚，全都可以是傑出、永恆的導師。」

還有什麼好懷疑的呢？一切再也清楚不過了：工作，是為了更好的生活；生活，是為了更好的工作。唯有生活有未來，工作才會有未來。